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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2/16

作者

余杭從“良渚文化”起源，歷經縣、市、區的變遷，經歷現代化轉型與城市戰略的不斷升級。在這個過程中，余杭始終以“與杭州共同面向世界”的方式迎接機遇、適時調整自我，逐步成為一個新型的都市核心區。它的故事還在繼續，它的操作方式帶有強烈的杭州人文和自然之特征。余杭區，不僅僅是杭州城市中心版圖的未來所向，更可能被視作中國新一代城市區域發展觀念與實踐的雙向典范。

余杭區，不僅僅是杭州城市中心版圖的未來所向，更可能被視作中國新一代城市區域發展觀念與實踐的雙向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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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第十九屆亞運會舉行閉幕式，圖源：杭州第19屆亞運會官網

亞運會之后的杭州，是世界的杭州。

圖：杭州西湖武林湖濱中心

在日前獲得國務院批復的《杭州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2021-2035》之中，武林湖濱中心、錢江兩岸中心、城西科創中心構成了杭州三大全球功能中心的發展時序，它們顯然對應著西湖時代、錢江時代、余杭時代的三重進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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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錢江兩岸中心

余杭正在邁向杭州新中心

2022年8?，杭州明確提出要舉全市之力將余杭區“城西科創大走廊”建設成比肩硅谷的科創高地，并且提出“建設杭州城市新中心”的正式官宣。2023年，余杭區前瞻性地舉辦了“杭州城市新中心，余杭城市中軸線實施性城市設計國際競賽”。這些事件共同打開了我們在亞運之后對杭州如何持續邁向國際化都市的設問。

杭州三大中心地理關系示意圖

當余杭開始接軌世界，世界同樣需要重新認識余杭。在杭州現有“10個區、2個縣、1個代管縣級市”之中，余杭區是唯一名稱之中帶有“杭”字的行政區，從而暗示出它在歷史和區位意義上的身份問題。余杭新中心不僅僅是城市的“躍變”，亦帶有文化意義上的“回歸”之意。

杭州市國土空間總體規劃圖（城市節點布局）

從歷史線索觀察，余杭作為杭州之“杭”的文化來源，并無非議。

考古有據，良渚先民們在五千年前于苕溪之畔定居，經歷了漫長的歲月之后，秦朝在今日杭州范圍內設立了錢唐、余杭兩縣。余杭縣原址所在今日余杭區西南七十里位置，錢唐縣則在今杭州靈隱山下（錢唐一詞后來演化為錢塘）。理論上說，錢塘距離今日杭州西湖更近，很多人認為它是杭城的雛形，但實際上，余杭的“城市化”遠遠早于錢塘。

秦朝時期余杭、錢唐二縣示意地圖（來源：余杭縣志）

傳說夏禹南巡，大會諸侯于會稽（今紹興），曾乘舟航行經過這里，并舍其杭于此（“杭”是方舟、木排），故名“余杭”。余杭東漢建城，在數百年和平歲月里保持較高的人口增長率，成為初具規模的“城市聚落”。近年考古發掘中出土了許多精美物品，可以端倪出余杭古城先民生活之豐富。而當余杭縣日漸繁盛時，錢唐縣由于海潮江潮影響，缺乏大規模建設。直到東漢修筑海塘工程，江海水患減弱，錢唐才得以真正發展。當“杭州”第一次作為地名出現在隋朝之時，州府依然設在余杭。此后千余年，自南宋開始，杭城的中心逐漸轉移到西湖，余杭則是甘心作為“陪伴”杭州的縣城而存在。

南宋余杭縣境圖（引自清嘉慶十三年（1808年）《余杭縣志》）

雖然有著上千年的歷史，余杭區當下的城市形態、結構、未來格局卻大約在2021年方才得以確立和穩定。新中國成立之后，余杭經歷了1994年的撤縣設市、2001年的撤市設區、2021年的行政區劃調整等多次變化，是一個“不斷調整自身設定，終于以重新成為市核心區作為長遠機遇”的過程。所以，今日余杭之定位，若從更廣義的歷史視角看，的確帶有“回歸”之意。在這個歷程之中，貫穿不變的是對歷史的尊重，以及對杭州城市發展的整體連續與局部偏移之間的博弈和認知。

2021年余杭區行政區劃調整之后的“兩廊一軸”規劃結構（圖源：杭州市規劃設計研究院）

余杭區地處長江三角洲的圓心地，京杭大運河的南端，東臨大運河，西倚天目山，南瀕錢塘江，中貫東苕溪，區域總面積942平方公里（大致等同于新加坡的國土面積），被上海、南京、寧波等區域中心城市高鐵1小時交通圈、高速公路2小時交通圈完全覆蓋，是長三角都市群最有發展潛力的城市區域之一。

與很多其他城市在經歷大規模發展之后，才重新重視自然環境不同。余杭自始至終都是一座“自然都市”。

把鄉村風景融入市井，強調城市與自然的關系，從學術意義上說，既帶有矛盾又令人向往。與深圳南山區密集的超高層集群不同、與美國硅谷自然分散導向的群島城市不同、與西湖區域強制性限高限容的管控不同，余杭在“城市的密度”和“自然的語境”這兩方面有著獨到的二元消解之術。

新舊疊合的余杭風貌

西溪國家濕地公園、五常濕地、三白潭、大徑山度假區，這些余杭現有的自然資源并沒有因為城市的發展而被分裂和削弱。相反，它們鑲嵌在城區遠近之中，彼此呼應和環繞，使得自然生活與都市生活存在瞬間轉換的可能性。

從學界近年來推崇的“多中心城市”規劃觀念來解析：余杭并不是杭州原有的西湖中心圈層逐步放大而產生的城市區域，而是經歷過“縣/市/區/城市中心區”的多重迭代、自身與周邊的博弈磨礪而成，它與錢江、西湖保持著一定的區位距離，共同構建杭州三大中心的城市戰略。

于是，地緣和歷史都注定了它被允許采用最適合自身的語境和策略，去更為從容地定義一個未來的城市預期。

圖：杭州城市新中心規劃鳥瞰圖，展現了都市與自然相互溶解的場景

所以，理解余杭的關鍵，首先是要把它看作一座自然之城市。

這既是源自古代良渚的棲居觀念，亦是試圖打破中國城市化在上一階段的“自然有界性”，以相對無界的姿態去爭取都市與鄉野共生的漣漪效應。

余杭區是不折不扣的“浙江經濟第一區”，在經濟發展上有著成功的數據驗證。僅以2023年度舉例，余杭區實現地區生產總值2936億元，完成財政總收入801億元，國家高新技術企業總量達2702家，這三大指標全部列居浙江全省第一，并連續7年奪得杭州市綜合考核區（縣）第一，尤其是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在全國范圍內具備突出示范意義。

在“浙江經濟第一區”名號之前，我們非常有必要理解這個經濟現象的城市機制。國內大部分的新區建設都是“產業先行，城市后進”的模式。而余杭區則是先行發展生態本底，形成自然資源與城市環境升級同步的節奏，繼而再發展科技產業。這在全國幾乎是獨一無二的實例。

余杭區未來科技城實景

同時，杭州的產業活力來自官方戰略和民間資本的雙向激發，這是浙江經濟自古以來就默認的規則。在生態本底之上，余杭成為中國最大的互聯網企業阿里巴巴集團全球總部所在地。其中杭州未來科技城是國務院國資委正式批復成立的全國四大未來科技城之一，目標在于大力發展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等產業，其空間載體既包含已建成的海外高層次人才創新園、人工智能小鎮、數字健康產業園，亦包含建設之中的南湖科創半島、vivo全球AI總部、超重力離心模擬實驗室等新一代科創集群。未來，越來越多的國際國內科技產業主體將會繼續向余杭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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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最簡略的語言表達余杭城區的整體架構，那就是“兩廊一軸”的國土空間格局。

所謂兩廊，即余杭北區的“良渚文化大走廊”、余杭南區的“城西科創大走廊”。在地理形制上，兩條走廊均以“東西向”的方式布局。所謂一軸，即南北向布局的“古今千年發展軸”，北接歷史文化導向的良渚走廊，南至產業創新導向的科創走廊。

杭州城市新中心核心區（中軸線）實施性城市設計競賽區位圖

具體說來，余杭北部的良渚文化大走廊，是以良渚古城遺址為核心，聯接大運河、大徑山，打造世界文化遺產群落聚集走廊，它是余杭區的文化內核和根基。余杭南部的城西科創大走廊，則是強化高端創新要素集聚鏈接，打造面向世界、引領未來的創新策源地，也是浙江省在“十三五”期間做出的重大戰略決策。

兩廊既定，南北縱軸（古今千年發展軸）的空間形態依然存在諸多想象空間。于是，針對這條大軸線其中的具體區位，余杭區面向全球進行國際設計方案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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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城市新中心核心區(中軸線)實施性城市設計及重點建筑景觀概念設計國際方案征集”于2023年5月正式開展，意味著在新中心打造的征程上將以規劃引領和設計驅動再次前行：通過研究城市設計的路徑與方法，發揮全球經驗對于地方區域的創新價值，通過前瞻性的行政引導城市設計制度，提高區域規劃建設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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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ster+Partners設計的余杭中軸線空間場景

本次方案征集的任務書給出了復合、立體、且包容的工作引導，包括：重點謀劃包括且不限于整體風貌品質提升控制、重點空間和建筑形態塑造、功能產業重塑優化、立體空間體系構建等內容，細化控規在片區綜合開發項目上的管控要求等等。征集活動吸引了全球數十家設計聯合體報名參賽，形成了轟轟烈烈的城市品牌效應。最終經過五個多月的設計研究、評審、深化，英國Foster+Partners（福斯特及合伙人事務所）的方案獲得第一名，并被評定為中標實施方案。

城市建設之動態和復雜，往往需要協同多個部門進行管理和推進。而城市日常靜態管理的行政部分劃分，往往不能適應特殊歷史時期的管理需求。在當下邁向“杭州新中心”的余杭，調集各大部門的不同專業背景的管理才干，以“杭州城市新中心中軸線區域開發建設工作指揮部”作為一個區直屬核心機構的工作模式，取得了明顯的制度實踐成效。僅以中軸線城市設計國際競賽而言，從任務書的前期論證、征集活動的整體組織、設計資源的溝通引導等方面，指揮部起到了直接的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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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余杭城市新中心發展成果展現場

而在中標方案城市設計的實施過程化中，引入城市總師制，亦是余杭區的重要舉措。2024年7月發布“總規劃師”求賢令，招募“總規劃師團隊”，最終由東南大學段進院士及其團隊出任。對于“余杭總師”的使命，段進院士提到三個“關鍵詞”：一是傳導，即為新中心從高標準設計走向高品質實施提供機制保障；二是伴隨，即在設計、審批、建設和管理階段提供動態、連續、穩定的伴隨式服務；三是平臺，即協助政府搭建技術服務和對話交流的平臺，促進新中心公共利益最大化。在此基礎上，余杭區將進一步從體制機制上鞏固“指揮部+總師制+專班化”的工作架構，優化工作流程，走出一條具有余杭特色的精細化管理路徑，賦能新中心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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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較于很多城市“土地填充式”的發展，如何營造事件來推動城市環境的進階，是一個新時代的課題。例如，2015年的浙江大學校友創業大賽年度盛典、2016年的僑界精英創新創業峰會、2019年的全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活動周（時任國家總理李克強同志出席了開幕式）、2023年的良渚論壇和亞運會火種采集儀式、新中心中軸線國際設計競賽，以及2024年最新完成的“新中心發展成果展”、都市快報“未來生活探索日”等活動。

2019年的全國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活動周

再以“新中心發展成果展”而言，特地選取數字生態創新園、良渚文化藝術中心、之江文化中心等不同點位，以更契合場所屬性的內容選擇和空間布局吸引了廣泛關注，期間還召開了數次國際研討會和專業論壇，毫無疑問成為杭州城市級的重要事件。其中數字生態創新園主展場通過詳細而深入、時尚而具體的展陳設計，打破了專業與大眾的壁壘，讓政府層面的規劃意識融入城市公共文化活動，不僅激發大眾參與和理解城市古今演變的宏觀邏輯，亦能夠同時驅動城市建設不同點位上的具象化感知和傳播。為期一個多月的展覽吸引了近三萬名觀眾，甚至有很多外地觀眾和專業人士直接慕名而來學習。

近十年來，余杭區出現了一批高水準、國際品質的標志性建筑，代表千年余杭對新時代建筑風貌的接納，也試圖為地方性的文化系統建立起跨越時代的豐富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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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藝術中心（安藤忠雄設計）

舉例說來，杭州國家版本館位于良渚板塊，由王澍、陸文宇（業余建筑工作室）領銜設計。設計恰如其分、借山成園，形成當代園林的山水畫卷，并在建筑細節上展現出對江南文化意向和技法的諸多研究。王澍教授自稱其“以平和的心態無限伸展向遠方”，這種境界與余杭區的發展觀念極其吻合，既平和，亦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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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國家版本館，中國美術學院王澍教授設計

良渚玉鳥集&大谷倉書店（上海大舍+杭州青墨聯合設計）更是將杭州當代的宜居性、消費性、文化意義上的精致與節制感，調和到了一個新的境界。玉鳥集開業兩年以來一直深受市民和青年社群的喜愛，其商業空間有別于一戶一隔的“標準邏輯”，而是給予街巷肌理以靈動自由的散布狀態，“快街+慢巷”的結合營造出輕松而復古的時代氛圍。